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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郁建兴（1967-），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与创新、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公共政策；任杰（1994-），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纵向政府间关系。

摘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是后小康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解制放权、行政推动和市场机制等三种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方案。三种方案看似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普遍道路，但都有各自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历史阶段和治理情景。在后小康时代，中国农业农村迫切需要再出发，需要从过去“国家的视角”更多地走向村庄和基层的视角，通过精巧的机制设计，将宏观层次、中国农业农村的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微观层次、不同乡村脱贫与振兴连接起来，朝着精细治理、精准施策的方向迈进，实现治理主体互促共赢、共同富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农业农村发展；解制放权；行政推动；市场机制；精准治理

以下为文章部分节选：

后小康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特点、新任务、新挑战，是在与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与治理的对比中形成的，这正是上文回顾和总结已有理论与实践方案的必要性。总体而言，理论探索虽然不同于阶段性实践方案，但其政策主张仍然没有跳脱解制放权、行政推动和市场机制的框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整体与后小康时代对比。

对政府来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到后期越困难。从上文可见，在解制放权和行政推动阶段，扶贫和农业农村发展是同一个问题，国家总体战略是在发展中战胜贫困。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农村实行集体经济，农村市场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物资短缺，民众普遍陷于贫困之中。在民众需求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政府只需要放开行政管制，激发社会生产活力，重建农村市场，就可以极大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此时，商品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有产品（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就有市场，农业农村粗放式发展就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善生活水平，这也被称为“体制驱动下的减贫”。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可能？费孝通先生曾经预言，中国将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条道路上一直探索，逐渐形成了解制放权、行政推动和市场机制三种阶段性发展方案。三种方案看似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普遍道路，但都有各自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历史阶段和治理情景。后小康时代中国乡村如何振兴，仍然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为了突破传统方案的阶段性局限，探索出一条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在十年前曾提出以“内源发展”取代“行政推动”、中国农业农村再出发的建议。今天我国已经进入后小康时代，传统治理方案再次遭遇新的挑战，中国农业农村迫切需要再出发，需要从过去“国家的视角”更多地走向村庄和基层的视角，将宏观层次、中国农业农村的市场化、现代化导向发展战略，与微观层次、不同乡村脱贫与振兴连接起来，朝着精细治理、精准施策的方向迈进。

基于此，或许可以认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就是通过某些精巧的治理机制，将传统与现代、宏观与微观、普遍与特殊等元素连接起来，通过精准治理实现不同主体互促共赢、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此意义上，似乎又不存在“一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每一个乡村的治理实践，都需要结合不同的治理资源，创造出不同的桥接机制，走出成千上万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