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理世界. 2023,39(01)

作者简介：郁建兴，1967年生，浙江桐乡人，博士，教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2），浙江省特级专家（2018），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4），万人计划“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

摘要：科技革命通过影响公共管理的实践场域与技术能力，而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互相表征。以往，科技革命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呈现弱连接状态。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单元，推动数字革命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变革之间建立强连接。一方面，数据驱动的新模式系统地改变了经济社会运行方式，重新定义公共管理需要回应的治理难题。另一方面，数据贯通了公共管理的实践场域、治理工具和分析方法，凸显基于数据和算法的研究工作流模式在公共治理工具选取和公共管理知识增长中的优先地位。数据驱动的新模式挑战了理论驱动在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基础假设在公共管理新研究范式中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公共管理研究者仍然需要通过确立数据和算法治理的基础规则，确保数据和算法驱动的实践合法性和研究可行性。数据及其治理构成了科技革命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双向塑造的强连接纽带。

关键词：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研究;范式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

文章节选：研究范式的确立及其变革是学科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范式是关于理论发展的理论，它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它界定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议题、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是促成科学共同体集体行动的重要根基（拉卡托斯，1987）。范式革命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关注的议题、方法等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结构性的系统变迁。研究范式概念最早用于描述、刻画自然科学的知识演进，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公共管理学科采纳应用。公共管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范式和范式革命的内涵与自然科学领域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区别。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同样界定了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议题、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确定了共同体的对话和研究根基。不同的是，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更明显地受到研究对象性质变更的影响。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为认识论层面的迭代更新。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处于快速变化演进之中，因而其范式的更新不仅体现为认识论进步，也体现为问题域与方法论的更新。其中，技术变革既是公共管理问题域转移的重要驱动力量，同时也显著改变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吉登斯，2000）。以“大智移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讯、云计算）为代表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迫切要求公共管理研究实现范式跃迁。在数字时代，前沿技术的先锋探索与大规模应用几乎同步推进，推动了数字、物理和生物系统的融合，凸显了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资源要素的重要地位，公共管理者也持续通过科技投入、创新政策等促进数字技术创新。这些实践既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重塑了公共管理的问题域，也极大地支撑了全新的科学探索路径和探索形态，扩展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进入数字时代，公共管理范式革命正当其时。